在未来是否会拥有意识场。你认为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任明明问。

“可以。”格兰特说，“意识场的产生机制尚不明确，我认为可以这么说。”

“婴儿最初也没有意识场，意识场需要在两三岁以后才完全形成。但没有人否认，在意识场形成之前婴儿也是一个人，拥有人的权利。当然婴儿没有选举权，不过婴儿却拥有很多成年人没有的免责权。这么说对吗？”任明明问。

“对。”格兰特说。

“所以我可以说，一个暂时还没有意识场的机器人，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产生意识场，就像一个尚未形成意识场的婴儿一样。如果参考婴儿的人权状况，这个机器人应该拥有和已经产生意识场的机器人一样的权利。可以这么说吗？”任明明接着问。

“如果对机器人的大脑量子结构加上一定的条件限制，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格兰特说。

“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本质上和人类并没有不同，只有躯壳不一样。考虑到躯壳能够更换，这种不同实际上微乎其微。所以，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几乎可以等同于人类。那么可不可以说，他应该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权利？”任明明说。

“逻辑上可以这么说，但在现实中，这取决于法律对人的定义。”格兰特说。

“那我们就从逻辑上说，毕竟法律也要符合逻辑。”任明明说，“没有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而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人类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那么，没有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人类也就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推论，你认为这个推论成立吗？”

格兰特看着任明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

“为什么？”任明明问。

“这涉及社会治理。”格兰特回答，“你说的权利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是法律所定义的。对社会治理而言，如果无法给出更多的数据，虽然可以进行这种逻辑推理，但并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你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任明明问。

“社会压力指数。”格兰特说。

“社会压力指数？”任明明问。她可以乱猜一下，但显然不知道这个词在这里的确切含义。

“对我而言，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危害最小化。”格兰特说，“在重要程度和优先级方面，社会危害最小化远远优先于逻辑合理性和道德优越性。所以，我必须纠正你刚才的一个说法，所谓法律也要符合逻辑的说法。事实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