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险能够最大程度上忽视贫富差别，为所有人提供一视同仁的人身保险。不过国家承担了这种责任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巨大的负担。所以，以商业保险为主的国家被夹在了利益集团和社会公平两者的巨大压力之中，而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国家则被夹在了财政健康和人道主义两者的巨大压力之中。吕青的日常压力就来自于后者。好在对国家来说，卫生总署消失不一定是坏事，但对人身保险公司来说，显然没有比消失更坏的事情了。

“你是说，”任为说，“真要走到那一步，人身保险公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没什么东西需要他们提供保险。不过——”他迟疑了一下，“那些财产保险公司需要大规模扩张，一下子多出几百亿辆需要购买保险的汽车。还不是一回事，都是保险公司。”

“并不是一回事。”吕青说，“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模式不同，生意规模更是天差地远。大家多么关心自己的身体，有那么关心汽车吗？特别是老了以后，治病花多少钱，修车花多少钱？”

“哦——”任为想了想说，“是啊！”

“不过，”吕青接着说，“那些人身保险公司也没有坐以待毙，一直在挣扎。”

“怎么挣扎？”任为问。

“意识场公布之前，那些保险公司和我们一样压力很大。我们担心国家破产，保险公司担心自己破产。”吕青说，“在那些商业保险为主的国家，保险公司花了无数钱游说自己的政府，万万不能把killkiller涵盖在医保范围之内，最好能找个说法认定killkiller非法。按说保险公司势力挺大的，不过还是游行更吓人。或者说killkiller，我们的黑格尔·穆勒先生，也不是吃素的。最终还是有几个国家把killkiller纳入了医保。就算是那些没有纳入医保的国家，也没有认定killkiller非法。”

“你是说那些游行背后都有killkiller？”任为问。

“你说呢？”吕青反问了一句，“我不知道。”她摇了摇头，“意识场发现刚刚公布的时候，那些保险公司像我一样，以为意识场拯救了他们。谁知道这只是更大危机的开始。不过他们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现在非常紧张。之前，killkiller会让保险公司入不敷出，而现在，意识场会让保险公司根本没生意可做。”

任为没说话，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任为问：“你怎么想到这些的？有人在网上讨论吗？还是有人游行？”

“暂时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