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技术可以，搞认证就不行了。

舒尔茨很后悔。

为什么自己要突然提这回事儿？

是因为余切送的礼物吗？还是在中国实在是太受到追捧？

舒尔茨用了“sorry（遗憾）”这个词，而余切想要听到“apologize（谢罪）”，但以舒尔茨的身份，他当然不可能讲这句话。

余切道：“没有必要觉得遗憾，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让离别变得相当尴尬。舒尔茨预感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舒尔茨今年已85岁，弟子林一夫又要在国内长待几年……舒尔茨就像是诀别一样，快速的说着自己能想到的所有话。

他真的很后悔。

去往机场的路上，舒尔茨三次谈到两人以后要怎么做。

在车上，舒尔茨说“做学者不要碰权力，但也不要一无所知”。

林一夫道：“我知道。因此我不会成为西式模仿者，我会做得很好。”

抵达机场，舒尔茨又说：“宣传比研究更重要。”

这次不是林一夫来说话，而是余切：“当我认为一个研究重要时，我就会写出合适的小说，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登机前，舒尔茨最后道：“中国人在某些时候，是一种状态，我深以为然……”

这是余切在芝加哥大学讲的原话。

当时是用在那些贷款上学的美国学生身上，而舒尔茨这里，应该说的是后发国家的研究学者。他们都面临极大的劣势，却给自己设了一个极高的目标。

他们心高气傲，但有时也会感到疲惫。只有少数人可以完成蜕变。

舒尔茨说：“我想给你们捷径。说实在的，我没有什么坏的想法。”

这话触动了林一夫，他叹气道：“我宁可走最难的那条路，而且这就够了。”

余切则说：“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捷径。”

舒尔茨最后拥抱了自己的弟子，倒也很洒脱，林一夫哭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随后冲上云霄，十几个小时后抵达芝加哥。考虑到舒尔茨的年纪，这确实可能是师徒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林一夫怔怔的站在那，余切问他：“后不后悔？”

“不后悔。”林一夫说，“芝加哥学派反凯恩斯，也就是反大组织。这是个国内学者的悖论，要做出成果就要抛出芝加哥的理论，抛出了芝加哥的理论就不可能得到成果。我早明白了。”

余切拍了拍他的肩膀：“舒尔茨是个好人，但他也有立场。说起来，我见过杨振宁……杨先生在美国呆了很多